“央视的工作人员向我证实了足协这次确实把我封杀了，他们让央视体育节目不能再请我做嘉宾进入直播室，并称这不叫封杀，只能叫‘保证中国足球舆论和谐’。这是我当足球记者18年来，被足协第七次封杀。以前被封杀我很难受，现在被封杀我把它当作一个娱乐事件看待……”《足球》报体育评论员李承鹏第一时间告诉记者他被足协封杀的消息。从第一次封杀到第七次封杀，李承鹏都记忆犹新，他说要不是经历了这些封杀，他也不可能像现在这么“红”。
第一次被封杀：“一边数电线杆一边掉眼泪”
李承鹏：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96年9月1日。甲A联赛某轮山东泰山主场对四川全兴的比赛中，当值主裁判有利于主队的一些关键性判罚让濒临降级的客队遭受了惨痛失败。当时，我是一个足球周刊的执行主编，被邀请去电视台做解说，我觉得这个裁判太黑了，回来就写了两篇千字评论，一篇是《斩断黑手》，还有一篇是《改革改到哪里去》，矛头直指中国足协和黑心裁判。
这两篇文章登在了《四川体育报·足球风》头版头条。报纸刚一上市便在成都街头一抢而空。当时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吉龙看到文章后很不高兴，找到四川省体委领导，几天后，有关部门对我做出了“停职反省、深刻检查、回家待命、以观后效”的处理决定。
记者：面对这样的处理，你有何反应？
李承鹏：当时四川省体委的一个书记开大会批判我说：“你这样迟早会犯大错误的，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当时才24岁，说话比较冲，我说如果足协觉得我写的事实有误，可以去法院起诉我。不过，领导才不会理会我说的这些，直接给我停职了。
记者：停职的那些日子，你是怎么度过的？
李承鹏：停职反省意味着一个月只能拿七八十元钱基本工资，稿费和岗位津贴都没有了。我不敢告诉我妈我被停职了，为了不让她起疑心，每天早上我照样准时出门，装作上班绝不能迟到的样子，然后一个人在大街上溜达一天。我突然发现数电线杆子是一种非常巧妙实用的消磨时间的方法，同时还能够培养人的记忆力、注意力、忍耐力、意志力。
我经常是走着走着数着数着一天就过去了，有时数着电线杆子我就开始掉眼泪，觉得很难受。当时我比建筑工人都清楚那条街有多少根电线杆子。
那时候我每个月都给家里交50元钱，我没钱，就管兄弟们借，封杀了两个月，我借了两个月的钱。后来，一气之下我就辞职了，去了《华西都市报》。我当时签了正式聘用的合同，但《华西都市报》的领导觉得我这个人写的文章太猛，就不让我署本报记者，只署“李承鹏”三个字，后来我就离开了《华西都市报》去了《成都商报》。足协第一次封杀我之后，我在一个月内换了两份工作。
记者：到了《成都商报》你还被人视为“问题人物”吗？
李承鹏：当时《成都商报》是个市场报，限制没有那么多，我可以写我想写的东西。不过，在1999年，我就遇到了第二次被足协封杀。当时我已经是《成都商报》体育部的主任，我底下有个责编，他的同学在足协工作，经常能给我的责编透露一下足协的内部消息。有一次，这个在足协工作的人给我的责编透露说国家体育总局下了红头文件，说足协副主席王俊生下课了。这在当时绝对是独家的重磅新闻，我就跟责编说必须得看到红头文件，责编就问他的同学到底有没有红头文件，足协的同学说肯定有，他已经看见了，只不过他拿不到这个文件。
责编就写了一篇稿，我当时把这篇稿子又压了三天，当时四川的报业竞争很激烈，有独家都会争着发，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把稿子发出来了。结果，稿子一出，足协就说这个新闻是假新闻，我就遭到了第二次封杀。后来，有个足协官员跟我说，王俊生当时确实已经被调离了，但是由于我们把这个消息给捅出来了，反而让他多待了半年。在王俊生确认调离后，我才被正式解禁。
